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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4:31:31 阅读: 来源:缝纫机厂家

胡适: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

胡适(1891年12月17日——1962年2月24日)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,回顾百年中国的宪政历程,愈发令人感念,先生作为自由主义的先驱,其朴素平实的宪政思想,竟然具有穿越时空的光芒。

胡适先生在百年中国的定位,首先是一位学人,而且与国立北京大学,有着殊胜的因缘,先生的生日,12月17日,正是老北大的校庆日。胡适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礼聘入北大,开始了漫长的教育家的生涯。

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,胡适先生这一代学人,内心尚有修齐治平的传统积淀,学而优则仕,多数人走着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,而胡适先生,除了抗战时期,担任驻美大使,一生谨守学人的底线,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样,胡适先生就与翁文灏、蒋梦麟、罗家伦、蒋廷黻、吴景超、叶公超“出山”的朋友相区别。

同时,胡适先生与醇儒陈寅恪不同,爱惜羽毛的先生,自称“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”,天生对政治具有特别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致,通过主持《努力》、《新月》、《独立评论》、《自由中国》,胡适殚精竭虑,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,普及民主宪政常识,尽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。

这样胡适先生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路,先生有言:哲学是我的职业,文学是我的娱乐,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。这番话,充分表达了先生对政治的关切。国家不上轨道,正直的学人,都会感同身受,只不过,学养和兴味有异,取径不同而已。

胡适先生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对现实政治,议论风生,津津有味,但,只是表达内心的感受,决不“下海”。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高梦旦、张元济,都觉得梁任公吃亏在放弃了言论事业,去做总长。胡适内心,也是这样看待的,所以,决计不做“梁任公之续”。但是,胡适打定主意不做官,但决不放弃言论的冲动。胡适先生的独特路径在于,只“议政”,不“参政”。

先生早岁游美期间,新大陆这块年轻的土地,竟然具有如此丰厚的民主传统,令人惊诧不已,也令人低回不已!1912年,正直总统选举年,年轻的胡适热忱参“大选”,成为内心民主宪政的“酵母”。胡适先生对民主宪政的自觉认识,首先得益于七年的留学生活,其次,先生的见解,根植于深切的历史视野,所以,先生质朴平实的见解,比起政治学学养深厚的钱端升,更有厚重之感。

既然,在胡适先生看来,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生活,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经过努力,中国完全可以走上这种道路。胡适先生既是一个试验主义者,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“宏大目标,点滴努力。”

胡适在办《独立评论》期间,就曾发生民主与独裁的讨论。钱端升、蒋廷黻、吴景超,这些受过民主熏陶、学养深厚的朋友们,竟然都拥护独裁,这让胡适觉得有话要说。钱端升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:“我们中有些人——我自己即是一个——本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。这些人对于犯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,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,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。”

《独立评论》的朋友,竟然担挑独立了,不具有底线政治共识。出现这种情形,一方面有些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,另一方面,可以说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,救亡压倒了启蒙。这也是落后国家的“囚徒困境”。

胡适先生指出,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,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。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,按理说,类似民主与独裁的争论,应该发生在英国、美国这样率先进入宪政的国度。因为,那时候,民主宪政还没有成功的标杆,那么,肯定有一帮老辈谆谆告诫那些后生:既然连民主的概念,都那么模糊,历史上没有搞过,何必舍近求远、标新立异呢?

历史的吊诡在于,民主宪政的先进国家,通过努力和实干,生长出一套宪政的制度安排,而落后的中国,1933年,现代学人还在探讨新式独裁的可行性,怎么不令胡适先生感慨万千呢?胡适先生坦诚告诉朋友们,中国既无独裁的必要也无可能。

胡适先生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巨擘。笔者看来,这场运动,既是文艺复兴,又是启蒙运动,从此,中国人不迷信孔夫子,不以孔子定是非。

可是,时过境迁,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,却开始建立新的现代迷信,胡适先生觉得,真是不可思议,惊诧莫名!

原来,国民党从总理孙中山那里,寻找政治构架的合法性。“知难行易”、“先知先觉”、“军政、训政、宪政”,都是孙中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,无奈,历史没有给他更多实践政治理想的机会。

国民党一上台,便开始对孙中山搞造神运动,以孙中山的是非定是非。秉持自由理念的胡适先生,倍感压抑,北洋政府固然很糟糕,激发了自己谈论政治的冲动,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,就是胡适的锋芒初试,呼唤一个好政府。北洋政府,一方面没有搞造神运动,另一方面贿选丑闻不断,但毕竟还是保持国会的安排。国民党比起北洋政府,号称先进,竟然,“公仆”还要训练“主人”参政的能力,何时结束训政、开辟宪政,既没有路线图,也没有时间表,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。

这时,正值胡适先生卜居上海,与老友徐志摩、余上沅、梁实秋、潘光旦、闻一多、饶孟侃,将新月社由松散的沙龙,变成比较紧密的社团,《新月》时期的胡适先生,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时评政论,大气磅礴,酣畅淋漓,大有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铮铮铁骨。

胡适先生《新月》时期,先后写出《人权与约法》、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》、《知难行亦不易》、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,痛陈时弊,言辞激越:“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。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,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!”

胡适先生认为,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,人民参政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,而是参政的经验。‘三个臭皮匠,赛过一个诸葛亮’,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。怕只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,只要民众肯出来参政,一回生,二回便熟了。

胡适先生终其一生,是一个平和的自由主义者,先生的“理想国”——古老的国度,实现民主宪政。胡适先生曾经隐忍过,退让过,但是,平生不降志,不辱身,不追赶时髦,也不回避危险。

胡适和蒋廷黻两位先生,所走的道路,不少学者翘首以盼,但,两位先生,对于入阁,有着理性的判断,坚守着底线伦理,保持了独立人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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